终于知道了那个秘密

　　记得小时候，我家院子可好了：那早晨的露珠总是落在一排排花盆架上，那午间的太阳也总是照着幽香满园的花儿，那色彩斑斓的蝴蝶总在眼前飞来飞去，那苹果树、枣树总是挂满着累累果实。一派欣欣向荣、生机盎然。

　　院子里除了八间正房外，还有三间东房。东房低低的、小小的，像一个小巧玲珑的少女。夏日，窗前茂盛的苹果树把屋子遮得幽幽暗暗凉凉爽爽。而冬日下了雪，一树白花玉洁冰清若烟若雾，很是赏心悦目。

　　我很喜欢我家幽静一隅的东房，而它却不属于我住，也不属于我家的任何人住，只属于每月都来我家的客人住那么一天两天。母亲每日都要把东房打扫的干干净净，整理的井井有条，只为每月一个固定日子来的那两个客人。

　　每月来的那两个客人，有时是同两个人，有时是不一样的两个人，他们不是相跟着来，总是一前一后悄悄的去到我家东房里。每到东房的客人来，母亲就不让我们过去东房，当然我家大人也不过去，也不让我们吵吵闹闹。只对我们说：那是你远方的伯伯或叔叔，他们要说事情，我们不能打扰。因为从没打扰过东房的客人，所以对东房的客人很陌生。不像其他亲戚，一来就其乐融融一团，也不去小小的东房，大家就在宽敞的正房里吃吃喝喝，说说笑笑，所以小小的心里就有了一个疑惑：就是正房里的客人是我家真正的亲戚，而东房里的来人却又像亲戚又不像亲戚，在我儿时懵懂的心里老像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.....难道就如李铁梅唱的？“我家的表叔数不清，没有大事不登门，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，可他比亲眷还要亲，爹爹和奶奶，齐声唤亲人，这里的奥妙我也能猜出几分，他们和爹爹一样，都有一棵红亮的心！”

　　幼小的我当时会那么联想，是因为我家也如《红灯记》中李铁梅一家，属于那种革命家庭。我父亲出生于贫苦人家，兄弟姐妹多，从小就打长工饱受人间冷暖，16岁当兵参加革命，为新中国的建设流过血，洒过汗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，同时也用自己在部队学的一手接骨按摩的好技术造福于父老乡亲，很受人爱戴尊敬。父亲最初教我唱的歌是“东方红，太阳升，中国出了个毛泽东......”，“雄赳赳，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......”，最初给我讲的故事是打仗，讲他的手是怎么残废的，那是参加解放战争时他们那个战壕里爬着七个战士，父亲喊了“一二”抬头拉枪栓的一瞬间，其他六个战士低头准备拉他们各自的枪栓，这时飞来了敌人的子弹，子弹从父亲的右手穿过，一个直线又穿过其他六个战士的鬓角，父亲右手残废了，那六个战士牺牲了。所以父亲常说：枪林弹雨中打下一片江山真的很不容易，我那一枚枚军功章里有我的一半也有死去战士的一半，还说真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。最令父亲自豪的话是“毛主席接见过我们！”。自小父亲那种无畏的革命精神就深深地启迪、引导着我们热爱党热爱生活，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，自尊自强，刚毅进取。

　　而母亲幼逢战乱，离豫避晋，少时失去双亲，只有姐妹两人相依为命。身单体弱，孤苦伶仃。颠沛流离，饱受风霜。

　　幸逢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，普济贫苦，得以新生，母亲深感党恩，昼而勤做，夜而苦读，思想文化俱得上进。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初主妇联，为妇女权益奔忙。再执掌治保，护一方平安。后任村委副书记，得近万村民敬仰。特别担任治保主任时，母亲的先进事迹登上《吕梁报》《山西日报》等报刊，并多次荣获吕梁行署授予的“政法战线先进个人”，“优秀共产党员”荣誉，成为当时汾阳罕见的农村女治安干部典型。

　　那时，我感觉母亲总是很忙碌，白天下地巡查，维护集体地里的庄稼，还要处理偷盗纠纷，遇上村民打架斗殴还要像男人那样仗义执言，晚上还时常要开会。在家也常常有人找母亲，记得有一次我们全家人正围在炕上吃饭，忽然急匆匆走进一位大爷，用带着哭腔的声音说他家的几只羊丢了，母亲放下还没吃完的饭起身便走，父亲心疼消瘦的母亲急得叫到：“刚端起碗，吃完再走！”母亲说：“不要影响我工作，你看人家急成那样，我能吃下去吗？一个党员干部，就得急群众所急。”“一个党员干部，就得急群众所急。”这句话是我小时候在家常听到的。还有一次是一个偷电线的人被电击倒，谎称是遇到了拦路抢劫的。母亲那时年纪很大了，穿着件棉大衣在冰天雪地里领着几个男人调查着，厚厚的白雪上一步一个脚印，我望着母亲娇小的背影却觉得是那么的强悍！难怪别人总说母亲是不一般的女人，是佘太君、江水英、江姐似的女人！

　　从小受家庭父母这样的影响，潜移默化，耳濡目染，感同身受，对共产党就有了一种朦胧的神圣的美好感情。参加工作后，我也积极要求加入党组织，很快成为我家的又一名共产党员。并且努力工作，发奋进取，被评为道德讲堂上的“道德楷模”，被授予敬业奉献的“汾阳好人”，得到“优秀团干”，“优秀党员”，“优秀妇联干部”，“优秀作家”，“先进个人”，“劳动模范”等很多的荣誉。

　　我家东房窗前的苹果树结了一茬又一茬，只是，东房里的客人

　　对我始终是个谜，我也曾不止一次问过父母，他们总告知是走亲戚的，我又不是小孩子了，还不告我，心里暗暗的埋怨后想：大约有不告我的道理吧，也就做罢。

　　后来，叱咤风云的母亲病倒了，静静地躺在了那里，没再起来。

　　曾每月来东房的那几个客人，他们神情专注地来了，他们不似往常来穿的便服，他们一律穿着威严庄重的公安制服，手中还捧着一套，小心翼翼的穿在了母亲身上。

　　他们给母亲的祭文上写：“参加革命，四十余年，兢兢业业，廉洁奉公，磊落光明，无限忠党，虽为巾帼直令须眉汗颜。开仁岩村妇女从政之先河，鼓仁岩村妇女久郁之声响，堪称女界典范。举村称道，汾邑名传......”

　　我终于知道了那个秘密。

　　原来我家是公安局的秘密联络站，东房是秘密联络点，而每月来东房的客人是公安局的同志。母亲原来还是公安局的秘密联络人（线人），一直明里暗里不辞辛苦地为党工作！我为这个秘密感到光荣！感到自豪而骄傲！

　　苹果树还是那么一年又一年枝繁叶茂地挂着又红又大的苹果，阳光还是透过苹果树枝的缝隙斑斑驳驳洒在东房的窗台上随风摇曳。温暖的东房像一副静止的画印在了我儿时的脑海里，伴随在我成长的岁月里。我家的又一辈共产党人用坚定的信念继续坚守着革命阵地，可谓华夏风采今胜昔，炎黄子孙谱新篇。

　　常红艳，笔名常鸿雁或鸿雁，山西省汾阳市冀村镇仁岩村人，是中共党员，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，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，吕梁市作家协会会员，汾阳市作家协会和民俗会员，汾阳市政协委员，大学学历。现在汾阳市冀村镇政府工作。在全国、省、地、市报刊、杂志发表作品若干，出版30多万字小说散文集《鸿雁于飞》一部。